很不幸，近代以來，儒家學說被當作了中國落後、失敗的替罪羊，在 “打倒孔家店” 的聲浪中被扔進了歷史垃圾堆。對儒家學說最激烈的批評莫過於魯迅先生的 “吃人” 論。《狂人日記》寫道：“我翻開歷史一查，這歷史沒有年代，歪歪斜斜地每頁上都寫著‘仁義道德’幾個字。我橫豎睡不著，仔細看了半夜，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，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‘吃人’！”
站在勞動者的立場上，說中國歷史是一部 “吃人” 的歷史，我也同意。問題在於，魯迅先生應該同時能夠指出，西方的歷史也是一部 “吃人” 的歷史。“大道廢，有仁義”，迄今為止的全部東西方文明史，就是一部吃人史！一部剝削壓迫日益嚴重、集權專制日益加深、自由平等日益喪失、窮人的人權不如富人的狗權、貓權的歷史！吃人與被吃是從出現私有制起的 “文明社會” 的根本特徵。東西方所不同的是吃人的方式不同，解釋其合理性的理論體系不同，因而吃人的程度不同。如果不指出人類文明史的吃人性，即剝削壓迫性，不指出戰爭和貿易、權力和資本、刀劍和貨幣是兩大吃人的基本機制，那麼，單方面指出中國歷史的吃人性，最後就會單方面否定中國歷史、肯定西方歷史，製造民族自卑心理和民族虛無主義情緒，幫助西方 “吃” 中國！
為什麼東西方的文明史都是剝削壓迫史？因為最深層的歷史動力是人的自利性。追逐自身利益、家庭利益、部落利益、國家利益，客觀上必然形成弱肉強食的社會階級分化。正是自利性使私有制得以出現並得到人們的普遍承認。正是自性利推動著戰爭和貿易。自利性既推動著技術進步，也推動著兩極分化；既推動著經濟繁榮，也推動著集權專制。我們不得不承認，“吃人” 和 “技術進步” 恰恰是同一個歷史進程的兩個方面，兩者統一於人的自利性。亞當・斯密強調了市場促進技術進步的一面，魯迅先生恐怕看到了市場的 “多收了三五斗” 的剝削壓迫性。不幸的是，此後人們看中國歷史，只看剝削壓迫性；看西方歷史，只看其進步性，造成了中國人強烈的民族自卑感。事實上，論技術進步和社會繁榮，中國歷史在相當長的時期裡都超過西方；論剝削壓迫，西方近代史的開端是血腥的征服、殺掳和奴役，其規模之大、手段之殘酷程度遠遠超過中國！西方古代史呢？羅馬帝國崛起時，地中海周圍的部落不是被趕尽殺絕，就是被掳掠為奴，或者是當了羅馬人的幫凶。羅馬帝國承平時，尼祿皇帝縱火焚燒羅馬城以尋歡作樂，其專制和野蠻性又遠勝夏桀、商纣！所以，非要講吃人史，那麼中國歷史恐怕還是比西方溫和一些，中國是可持續吃人，而西方是一次性吃人！如果不是中國的剝削壓迫相對可持續，中國歷代王朝社會絕無可能在這片廣大的土地上延續達二、三百年之久才崩潰！
嚴格地說，孔夫子的大同社會，和耶酥的天國，佛家的極樂世界，都希望消除剝削壓迫，在這一點上與馬克思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並無根本區別。但是，孔夫子承認 “大道既隱，天下為家” 的現實，在人的自利性不可能有重大改變的前提下，只能是退而求其次，追求小康，承認社會分工和等級的存在，但要求 “君仁臣敬”，講仁義道德。這至少是希望抑制剝削壓迫的程度，甚至還包含著消除剝削壓迫的希望。孔子所謂的君，其實是在社會矛盾中掌握著主導權的一方。供不應求時的供方，師生關係中的老師，父子關係中的父親，上下級關係中的上級，勞資關係中的資方，（中藥裡還有 “君藥” 之說，指起主要作用的那一味藥），都是在社會矛盾中掌握著主導權的一方，即君方。社會矛盾無處不在，每一處都有主導與被主導之分，即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，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分。如果每一處都是擁有主導權的一方利用自身優勢，剝削被主導的一方，那麼社會每一個角落就都會出現 “弱肉強食”。從這個意義上，孔子倡導的 “君仁臣敬”，恰恰是要求在每一對社會矛盾中，主導方都要寬厚仁愛地對待被主導方，而不是刻薄殘酷地發揮和利用自己的主導權優勢。只有這樣，社會才真正的文明可言，才有真正的道德可言，也有才人類之間的友愛可言。事實上，馬克思設想的巴黎公社原則要求公務員拿平均工資，這實際上是要求 “君仁”。毛澤東經常強調，沒有不好的群眾，只有不好的領導。翻譯成孔子的語言就是：君如果仁，臣必然敬。可惜的是，孔子沒有學會現代社會的語言包裝術，不懂得迎合群眾心理，不是空泛地提倡愛、博愛、兼愛、愛心，而是針對主導和被主導關係的存在，設計出了具體的行為規範，結果，遭到那些高舉博愛的大旗，卻捂緊錢包和權柄的膚淺庸俗之徒的歪曲、閹割和嘲弄。
也就是說，孔子的學說實際上是希望使 “善” 成為歷史前進的主動力，降低自利性帶來的剝削壓迫程度。孔子的歷史觀恐怕是善惡鬥爭史觀。這種善惡鬥爭史觀高揚善、鞭撻惡，在客觀上會促使人們尊崇道義、弘揚正氣，使暴力和欺詐、剝削和壓迫程度減輕。然而，近代西方的歷史觀是 “惡是歷史進步的槓桿”，曼德維爾、斯密、洛克、黑格爾、馬克思都是這一歷史觀的闡述者。馬克思還把這種惡的進步史觀進一步概括為唯物史觀。正是在這種歷史觀下，剝削、壓迫、奴役、殺掳、掠奪，都成了促進歷史進步的動力，客觀上使西方社會的剝削壓迫程度加深。這是馬克思理論內在悖論。如果惡的力量會推動歷史進步，推動歷史從資本主義走向共產主義，那麼還要共產主義理想、信仰和理論幹什麼？如果美洲本地人的滅絕、非洲黑人被奴役、印度和中國被掠奪，都是歷史進步的代價，那麼馬克思憑什麼聲稱自己站在被剝削壓迫階級、被剝削壓迫民族的立場上？更進一步，誰歡迎這種以惡為動力的唯物史觀？難道不是各社會的統治階級嗎？誰歡迎善惡鬥爭史觀？難道不是受壓迫和剝削的階級嗎？遺憾的是，馬克思主義者很可能認為，善惡鬥爭史觀是唯心史觀。